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2026年3月24日上午，东京。
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走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他藏着一把刀，翻过了围墙。
被控制时，他说了一句话：他要“以神的名义”，杀死中国的外交官。
他叫村田晃大，军衔是三等陆尉。在日本自卫队的序列里，这是最低的自卫官等级之一。低到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
但在东亚近现代史的序列里，“低阶军官”的身份，像一道尖锐的刻痕，让人无法不去注意。
1
1931年9月15日，奉天特务机关会议室。
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等核心参谋围坐在一起。他们的计划——在柳条湖炸毁南满铁路，以此为借口发动全面进攻——已经准备了大半年。
但东京派来的人正在路上。
陆军参谋本部担心关东军“独走”，派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东北“视察”，实际意图是阻止这场冒险。建川的火车还有三天就到。
“问天命吧。”板垣拿起一支铅笔竖在桌上，“铅笔往右倒下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赌了。”
铅笔向右倒下。
四个人面面相觑。突然，少佐今田新一郎一拍桌子：“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
这句话点燃了所有人。他们决定把原定9月28日的行动提前到9月18日——在建川美次到达奉天的当天晚上动手。
9月18日傍晚，建川美次抵达奉天。关东军的军官们把他迎进一家叫“菊文”的日式酒馆，一杯接一杯地灌酒。建川醉倒在那间灯火通明的房间里。
他醒来时已是9月19日早晨。窗外传来消息：柳条湖方向昨晚发生了爆炸，关东军已经攻占了北大营。
河本末守中尉是爆炸的直接执行者。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时我想，如果东京追究下来，我就切腹。”
他没有切腹。东京没有追究。日本政府在一阵犹豫之后选择了追认。关东军以“自卫”为名，一万多人在几天之内控制了整个沈阳。驻朝鲜的日军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越境增援，事后也没有人受罚。
这是日本军部政治里的一条潜规则：下级制造既成事实，上级在事后追认。没有人需要为“独走”负责，只要结果是好的。
不久后，石原莞尔从中佐升为大佐，后来升了中将。
2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
华北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的营房里，牟田口廉也大佐在夜里十点多接到了电话。
电话是从演习场打来的。报告很简单：一名士兵失踪，可能是被中国军队劫持。
牟田口廉也放下电话，沉默了几秒。他没有向上级请示。他知道，如果他请示，上级会说“等待调查”。而“等待”意味着这件事可能会不了了之。
他下达了开火命令。
那个“失踪”的士兵叫志村菊次郎。他不是被劫持的，是因为腹泻，在演习途中跑到路边蹲了一会儿，然后迷了路。两个小时后，他回到了营地。
但炮已经开了。
消息传到东京时，参谋本部的走廊里全是跑步的声音。
最该兴奋的人，是六年前在东北靠“先斩后奏”成名的石原莞尔。此时他已升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军衔少将。但这一次，他的反应让所有人意外——他要求就地解决，不许扩大事态。
他的理由很清醒：满洲还没消化，北边还有苏联，这时候把兵力撒进关内，是自寻死路。
但他忘了，“下克上”的风气，是他当年亲手带起来的。
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站了出来——他的军衔是大佐。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来时，他迫不及待地打电话：“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史料记载，武藤章正是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石原莞尔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为借口，企图迫使石原同意向中国增兵。
7月10日，一份向华北大规模派兵的方案送到了石原桌上——五个师团，好几万人。
而下令开火的牟田口廉也，因“卢沟桥事变”“有功”，晋升飞快，后来升了中将，担任第十五军司令官。在缅甸战场，他以不顾后勤的“成吉思汗作战”闻名，让部队在雨季里断粮，大量士兵饿死在丛林里。他的部下私下叫他“鬼畜牟田口”。
但他从来没有为卢沟桥的那一炮后悔过。直到战争结束，他都认为那是他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3
2003年，东京，统合幕僚学校。
田母神俊雄担任校长。他在这所培养中高级军官的学校里，开设了一门新课，叫“历史观、国家观”。
他请来的人，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成员福地惇和高森明勅。这个编纂会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将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战争描述为“自存自卫”的战争。
福地惇在讲台上说：“这个讲座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告诉大家，远东国际法庭中宣判的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完全不存在的。”
台下的自卫官们记着笔记。据媒体披露，这门课至少上到2008年，数百名陆海空自卫官听过这些课。
2008年10月，田母神俊雄已经升任航空自卫队幕僚长。他写了一篇题为《日本是侵略国家吗？》的论文。他写道：“日中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日本是被蒋介石引入日中战争的，日本是被害者”“日本稳健的殖民地统治令亚洲很多国家对大东亚战争都是非常肯定的”。
这篇论文得了征文的头奖——评委里有他的密友。舆论哗然后，防卫大臣宣布罢免他的职务。
但不是因为他歪曲历史“错了”，而是因为他身为现役军人，违反了“文官统治”的原则。日本政府处罚的是“程序问题”，而非“是非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朝日电视台的深夜讨论节目为此做了调查：61%的收视者对田母神俊雄的论文表示“抱有共鸣”。
故事没有结束。退休后的田母神俊雄，在2010年成为“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的会长。他出版了十几本书，一个月最多演讲二十四场。他在演讲中说，日本应该发展核武器，应该行使集体自卫权，应该修改宪法第九条。
2010年10月，这个组织连续组织了三次大规模反华游行。
2026年1月，他仍在公开宣扬“美国栽赃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言论——在当下的日本网络上，仍然获得大量附和与点赞。
4
2024年4月，X平台。
陆上自卫队第32普通科连队的官方账号发了一条帖子，把太平洋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
舆论批评后，官房长官林芳正回应：“现在政府一般不会在公文中使用大东亚战争一词。”防卫大臣木原稔表示，部队只是为了描述激战状况，该连队已删除修改。
但在自卫队内部，这个称呼并不罕见。战史研究、慰灵活动、老干部的聚会，“大东亚战争”这个词会自然地滑出来。它被一些人视为“日本当时的视角”，被视为一种更“真实”的表述。
2025年11月，日本媒体披露了防卫省的一项计划，自卫队的军衔名称将进行修改：“1佐”改回“大佐”，“2佐”改回“中佐”，“3佐”改回“少佐”。
防卫省的说法是：这是为了“与国际标准接轨”。
但“大佐”这个词，在东亚，有另一层记忆。板垣征四郎是大佐，牟田口廉也是大佐。那些在柳条湖、在卢沟桥下达命令的人，胸前挂的就是这个军衔。
该计划定于2026财年（2026年4月起）实施，但由于涉及《自卫队法》的修订，仍需国会批准。
5
2026年3月26日。
东京警视厅通报，已将村田移送检方处理。
他没有在统合幕僚学校上过田母神的课。他太年轻了，二十三岁。田母神开那门课时，他刚出生。
但他成长的环境里，有人告诉他某些历史是“被歪曲”的，有人告诉他“大东亚战争”是一种视角，有人告诉他“大佐”是一个光荣的称谓。
他在翻墙之前，大概没有人对他说过不。
事发后，陆上自卫队的回应是：“对自卫官被逮捕一事令人遗憾。我们将在全面配合警方调查的同时，基于事实严肃处理。”
没有解释。没有反思。没有说“我们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做”。
东京警视厅说：“对发生闯入问题感到遗憾。”然后承诺实行24小时不间断安保。
没有人回答那个问题：一个二十三岁的现役军官，带着刀，翻墙闯入外国使馆——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在他成长的那套系统里，在他服役的那套系统里，有没有人，在某个课堂上，在某个讲台上，在某个SNS账号的帖子里，告诉过他——这样做是对的？
石原莞尔用一把尺子量出了满洲。牟田口廉也用一个命令点燃了华北。二二六的青年军官们用一千四百人的枪声震动东京。田母神俊雄用一门课、一篇论文、一场又一场的演讲，把一种历史观种进了一代自卫官的脑子里。
村田晃大用一把刀，捅破了一个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但不愿说破的事实。
“低阶军官”，在东亚近现代史的序列里，从来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身份。那些改变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站在最前面的，往往不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而是一群军衔低到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注意的人。他们不需要东京的命令。他们甚至直接绕过东京派来阻止他们的人。他们“先做了再说”。
6
“下克上”的幽灵，没有走远。但比幽灵更可怕的，是土壤。
1945年之后，那场战争被审判了，但那个让战争生根发芽的土壤，从未被翻耕过。天皇制保留了，靖国神社矗立着，战犯的灵位被供奉，侵略的历史在教科书里被一遍遍改写。那些本该被连根拔起的东西，只是换了一副面孔，继续在这片土壤里生长。
柳条湖的那声爆炸，卢沟桥的那声炮响，二二六的那场大雪，田母神的那篇论文，那条把“大东亚战争”写进帖子的手，那道把“大佐”找回来的省令——还有，那把带进中国大使馆的刀。
它们都是同一片土壤里长出来的东西。
历史的审判或许会结束，但对历史的审视永不能停止。只有真正翻耕过那片毒土，才不会再长出魔鬼的藤蔓。
来源：钧正平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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